ORIOL PAULO | 爱与黑暗的边缘

编辑:晨子
时间:2019-06-28来源于:YOKA
ORIOL PAULO 18岁的Oriol Paulo,在进入大学主修经济学三个月后,郑重地告诉父母自己打算退学:他无心成为什么经济学家,一心想成为一个导演。那时他对将来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设想,不知道自己想过怎样的人生,但眼下的每一天都形同煎熬,他只想解脱。他唯一能

ORIOL PAULO | 爱与黑暗的边缘

ORIOL PAULO

18岁的Oriol Paulo,在进入大学主修经济学三个月后,郑重地告诉父母自己打算退学:他无心成为什么经济学家,一心想成为一个导演。那时他对将来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设想,不知道自己想过怎样的人生,但眼下的每一天都形同煎熬,他只想解脱。他唯一能确定的是,自己喜欢看悬疑惊悚类的小说和电影,但他能以此为生吗?父母极力劝他先取得经济学的学位后再考虑电影梦,他还是坚持转去了电影学院。

41岁时,Paulo凭他执导的第二部电影《看不见的客人(Contratiempo)》创下了西班牙电影在中国的最高票房纪录,IMDb评分8.1 分,豆瓣评分8.8 分,位列TOP250 电影的第63 位。“反转”“烧脑”成为他的标签,这部作品也成为悬疑电影的新标杆。

2019 年,他执导的第三部电影《海市蜃楼(Mirage)》在中国公映。从当导演开始,他就想拍摄“悬疑三部曲”,讨论有关“爱”与“死亡”的话题,从处女作《女尸疑案(El Cuerpo)》到《海市蜃楼》,这一系列终于完结。无论以怎样的角度切入,又以怎样的节奏和方式叙述,对人心深处黑暗的探索,不为任何困苦所阻扰的爱的力量,这种鲜明又痛楚的碰撞,才是他的故事被记住的根本缘由。

即使真实的生活中包含着种种残酷的部分,Paulo仍然试着用更乐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。“有这么一个理论,如果导演或是编剧比较乐观,他们会偏向于写悲剧,而那些对世界报悲观态度的人则更喜欢写喜剧。我想,这是一个从现实中逃离的方式,我们总想拥有自己没有的经历。”

他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个乐观主义者,生活中充满快乐,所以才有勇气去观察人性的另一面,去探索那些黑暗的部分。“我也相信‘人性本善’,每一个婴儿出生时都是自由的,只是经历了一些变故,才被环境渐渐改变。”他所好奇的正是那些“改变”的发生和原委,那些曲折过程中人性的挣扎,想记录下命运的一声叹息。

ORIOL PAULO | 爱与黑暗的边缘

ORIOL PAULO

毫无顾忌 vs 严谨自洽

《海市蜃楼》的故事源于Paulo 的一段并不快乐的过往。五年前,他与当时的女友讨论是否要一个孩子时,双方起了争执,就此分手。仿佛就在一夜之间,原本亲密的爱人突然成了一个陌生人,而他满心期待的孩子只是一个幻想的泡影。

他的第一稿故事采用的是一个寻找孩子的父亲视角,可他发现无法继续。“一旦开始写剧本,我就很清楚地知道,我要把自己的经历和这个故事间拉开距离。我试着把‘父亲’的角色和自己重合,但那是个错误,这个故事应该由一个母亲的角度来叙述。”

在他看来,生理特性决定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会远远比一个男人强烈:“女性可以孕育生命而男人不行,所以她们和孩子之间的情感浓度会不同。”此外,把私人情感交织进创作是一件危险的事,“电影会变得危险,不那么有趣,甚至是无聊”。

生命中有一些痛楚经历,即使时过境迁,以为已经迈过了那个坎儿,但借由创作的方式重访过去,才会发现自己无法也根本不想重新置身于当时的情形里。《海市蜃楼》的剧本最初被搁置了一段时间,后来一共历经13 稿,前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。“我找到了诀窍,叙述的故事可以是你熟知的,情感也应该是真诚和诚实的,但那个人不需要是‘你’,你应该用一种毫无顾忌的方式去创作。”

主角的性别变更后,他邀请了自己在电影学院阶段就认识的好友Lara Sendim一起写剧本。“她比我更懂女性真实的心理,此外,我需要另一个人和我一起来审视这个故事。”Paulo 有许多顾问,比如一位身兼警察和作家双重身份的朋友,又比如一位在大学教授科学的朋友,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读到Paulo 最新完成的篇章,然后记下笔记。

“创作者难免会陷入主观的角度,或者在海量的资料里失去判断,所以我喜欢让所有的朋友都在第一时间读一读剧本,指出他们觉得逻辑不恰或是专业细节上的错误,我总结后开始修改。”事实上,修改的结果往往是重写。“如果十个人都猜到了结局,你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剧本了。”

每次有了一个新的点子,Paulo 首先构思的是影片前5分钟和最后5 分钟的情节,然后再填充中间的部分。对于人物,他引用“九型人格”的理论(即以本能主导、思考主导和情感主导三个维度划分并自由排列组合,形成九种不同的人格类型),在下笔前就捋清每一个主要角色的人格,之后的情节设计无论多复杂,都能遵循这一设定前行,避免“崩坏”。

他的灵感往往来自于真实的新闻故事。《海市蜃楼》中的部分情节来自他读到的一则谋杀案报道,一个巴塞罗那的男人杀了他的妻子,碎尸后装入手提箱投入大海,原因?不详。“我试图让我的故事和现实有所关联,但是有一个更健康的角度,我想用这种方式来讨论我们生存的环境。”拍电影的过程让他有化身科学家的快感,“可以对事实一一进行分析。”

从前他做剪报,现在他用手机记录每天读到的信息和冒出来的想法。“我是从2005 年开始动笔写剧本的,每写完一章,就会把所有相关的资料记录存进电脑里。过去的五年里,差不多每周都会出一稿。”他曾经写下两条故事线:一个神秘的母亲在酒店房间里等待一个男人,他的情人死了,他假扮无辜;另一条线,是两个人杀了老夫妻的儿子,在死者父母的家里,儿子的手机响了起来。“这两条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,但当我把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时候,电影《看不见的客人》就有了雏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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